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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界如何评价王东岳

丁不四来自:河南省 纽约州 纽约大学 时间:2019-03-19 22:36:14 坐标: 30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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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哲学家王东岳

2018. 2. 27

李俊华

说来这是十年前的事了:2007年4月,我和厂子校的周老师一起来到陕西卫视“开坛”节目录制现场做观众。因为这次来的仓促,事先并不知道这期节目邀请的嘉宾是谁。所以进入录制大厅坐好后,望着几步外空着的嘉宾席,我问制片人白先生:“今天的嘉宾是谁呀?”白先生扬起手臂做了个潇洒姿势道“王东岳,我的偶像”。我惊愕得脱口而出:“啊,您偶像”?我心里掂掇:一个节目组最大的官儿就是制片人了,“开坛”这个有一定影响的谈话节目制片人,居然最崇拜王东岳!这王东岳是何许人也?我看了看这期的主题“关于八零后这一代”,我陷入了沉思。

灯光渐亮,嘉宾王东岳和八零后作家李傻傻登场了。李傻傻自然是新潮年轻人的装扮,而王东岳则是一个近乎标准的“老学究”形象,宽大的额头和秃顶的光亮令人不由得想到“智慧”俩字。节目开始,两个嘉宾随着主持人的提问不断亮出自己观点,特别是王东岳先生,寥寥数语就把困惑我许久的难题化解了,比如平日被说得最多的词汇“责任”,社会舆论往往一股脑批评八零后“没有责任心”。王东岳先生轻松说道:“要说责任,咱就得先对责任有一个界定。过去我们说到的责任,一定是对外在的某个群体负责,它是被被外力所强加过来的,是被导向的,当我们只知道对一个外在的某个群体负责,却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时,这个社会可能会出现很荒唐的局面,如果有人利用了这种责任感,整个社会将会出现很荒唐的局面”听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里一阵惊叹:着啊!文革不就是这样吗!

那次节目后,王东岳老师几乎成了我与朋友聊天时提及最多的名讳。我也开始注意搜集王东岳老师相关的著述、讲座等。在王老师和梁冬录制的国学谈节目中,我就充分体会到了“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这句话的意义。王老师随便一句话就是大智慧,随意地挥洒就是串串熠熠生辉的珠宝,令我喜不自胜!在这十二集的视频讲座里,王老师论述鞭辟入里,令人深思。特别是他谈到韩非子、商鞅等法家思想时的论点振聋发聩。而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却是他在不经意间提到的关于君主与百姓的关系时的几句话。他说,韩非子认为,君主即不能让百姓爱他,也不能让百姓恨他,他必须让百姓装出来不得不爱他的样子。这样几句看似回避了左右两条极端路而取中间道路的轻松话语,其实却是堵塞了所有道路后,只剩下唯一一条无可选择之路,其实质更刻薄,更毒辣。

而且这句话的内在逻辑又与文革中那个“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是一样的,是表面看似轻松,实际结果却是堵塞了你任何选择道路,只剩下一条全面缴械投降、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生路可走的羊肠小路。(暂不论此)

首先,王老师说到,常言说,棒打出孝子,而韩非子不惜颠倒逻辑,用慈爱也不能出孝子来证实,仁慈是不能作为权力资源的。接着说道,君王是不能让百姓爱他的,因为百姓如果爱戴君主,说明君主是以仁义治国的,而以仁义治国百姓就不会害怕君主,那将对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造成威胁,也就是说百姓对君主必须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君主才会保持权力的威慑力。而如果让百姓恨君王,则说明,这个制度是有一定宽松度,百姓可以用恨、用不满来宣泄情绪,这个统治也是不牢固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运用一切恐怖的高压、刻毒的手段,摧折、羞辱百姓,令其终日辛劳还忧心忡忡,唯恐一不小心触犯了严刑峻法而遭到惩罚。就会让百姓有绝对的敬畏感的恐惧,也就是说,奴役、压迫、摧折下,你连表示愤怒的自由都没有!你必须强颜欢笑地、不得不装出来对君王的爱来维持仅有的生存空间,如此,君主的绝对权力才能有保证。

韩非子给君主教给的统治术,彰显出了阴损毒辣的登峰造极:“君上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意思是说,国家有难,就让老百姓为君王去死;天下太平了就把百姓的骨头榨干”!

法家认为,只有这,才是权力稳固的治国法宝。

如何迫使百姓“装出来不得不爱君主的样子”?就得用最严苛的制度,堵他的嘴巴,封禁他的思想,禁绝他基本生存条件以外任何一点生路。使他除了仰仗官府施恩外,没有任何改变生存条件的机会。完全剥夺他们表达不满、发泄怨气的自由、权利。稍有牢骚流露,就将得到更严厉处罚,轻者用酷吏、刑法扼杀,重则杀头、族诛。社会环境里每一步都体现着顺者昌、逆者亡的万丈深渊,百姓除了乖乖就范没有任何选择,即使屠刀加项,也还是得乖乖跪下来山呼万岁,谢主隆恩。

王东岳老师的讲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以残暴苛剥百姓为主要治国宗旨,不惜用摧毁社会道德来达到快速强国的恐怖画面。然这个“只为君主一人服务”的法家,它所谓的“阳儒”是对付老百姓的;而“阴法”是用于驾驭百官,对底层社会的危害有限。

何以这个刻毒的法家为什么对底层社会危害有限呢?因为它还不敢剥夺私有制。而只要私有制存在,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自然发展,农业传统中的古朴民风就不会有太大的危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就是社会发展的永恒的动力。

法家的狰狞面目,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974、1975年那场批儒尊法运动,官方对法家的赞美、拔高令当时的我们云里雾里不知是非。当我们有了反思意识,开始对比事实,才意识到,1949后的治国实践,才是法家的治国术的全面、具体实施;原本对社会危害有限的韩非子阴辣手段却把这种危害扩展到全社会各个角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无一漏网。

建政没几年,公有制一统天下,就给了民国间刚刚发展起来的的民族工商业以毁灭性打击。这一着,就把经济发展速度拉了下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更加雪上加霜,加之公社化一下子就把农民逼到了赤贫。终毛一世,五、六亿农民始终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中苦熬。这段时间的历史给韩非子法家学说做了最精准的实践和注释。

细细品味商鞅的“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驭民五术,遗憾它在秦国历史中发挥有限就短命地灭亡了。两千二百年后却达到了苛政猛于虎的最高点。

至于执政者为何晚年发动批儒尊法运动?我以为他是半炫耀、半推卸责任:他一直以读书广博为自诩资本,通过这个运动告诉世界,我的治国是以诸子百家的法家为蓝本的,是老祖宗的“真经”,莫怪我哦!

在王东岳老师的讲述里,没有情绪化的宣泄和激烈的言辞,只有他艰辛的探索和睿智的启迪。虽然他只钟情于纯学术研究,不赞成过多卷入非学术话题,但他的精辟论述还是给了我极大启发,使我对儒家文化脉络、诸子百家与政治的关系等有了基本了解,对儒、法家在诸子百家在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更深刻认识。

衷心感谢王东岳老师

2018. 3. 3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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