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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理论_489.涓滴效应——读书笔记

余婆婆来自:河南省 开封市 尉氏县 时间:2019-01-26 15:49 坐标: 29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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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涓滴效应
——读书笔记
一.
话说改革,如今改革如同吃饭穿衣,是天朝上下无所不包的灵丹妙,可是细细一想,改革是什么东西?改革不就是人类适应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行动吗?如果是,那么,这个世界上那个国家不在改革?哪个民族不在改革?哪个个体不在改革?学习也是改革,思考也是改革,问题是政府层面的改革必须与民意民生相联系。否则,那就是王婆卖瓜,或者是自欺欺人。
回顾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曾几何时,天下为公、共产主义、逐步缩小以致消灭灭阶级差别的共同富裕是维系政领导地位深得民心的精神粮食;那些充满基情与现身精神的围巾员,那些追求平等曾经是许多自称为革命者的人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生价值目标.......几十年过去了,流血牺牲似乎换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可是,至今为止的这场以改革为口号的继续革命,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超过了历代封建皇朝!
过去,在革命年代为夺取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观念,官兵、官民同甘共苦,激发了无数无知无畏的工农流血牺牲,终于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历史上,关于平等的理念,曾经是一个不需要人们普遍讨论的问题;如今,不平等带来的问题成为了悬挂在中国社会的定时,或许有一天,不平等就会引爆整个社会的崩溃.......不久前,新浪新闻转载,作为现今中国的有识之士,王岐山副总理坦言: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
二.
90年代,西方资本社会的发展遇到了贫富不均的难题,人们在寻找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美国人和英国人率先出发,在里根和撒切尔所在的时期催生了一个术语,叫做“涓滴经济学”,或者叫利益均沾论、涓滴效应、滴漏效应、滴入论、垂滴说......几乎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它成为了西方经济思潮对中国经济渗透的结晶——在西方社会没有做到的事情在中国社会实现了。
一句涓滴效应的肤浅理解被翻译为中文版的权话语,这是一个令人向往憧憬充满了诱惑的东西,诱惑得甚至使得许多大人物、社会精英如获至宝,一时间,中国人把这个被西方穷人认为是垃圾的东西化身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宝贝,提升到经济学原理,成为了执政登高望远启迪未来的最高目标,成为了伟人及其吹鼓手们战无不胜的指导思想: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 座城、奇迹地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啊,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春风啊,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啊,滋润了华夏故园。啊,中国、啊,中国......你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
捧出万紫千红的春天......
啊......“
是什么至理名言成为了气壮山河的社会主义特色理论?权话语重,重在强调: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所说
这么几句通俗的话语,曾经被引以为中心、重心、信心的执政经济改革开放的经典理论怎么就成为了如今被人民戏称为“先富说”的政治游戏呢?到底什么是“先富说”的精神理论支柱呢?
要理解伟人丰富的精神内涵,需要知道涓滴理论的效应。
“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economics)曾经是西方经济理论家奉为圣明的实用理论,它源自经济学人亚当·斯密,他认为政府动用征税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有一个“征税“所产生的”倾向”,这个“倾向”导致“可能妨碍生意的发展,降低人们投资某些产业的意欲,影响就业。当人们必须交税,其用作营运的资金会减少甚至用尽。“——《国富论》
根据这种“倾向”的逻辑推理,美国学者,时任里根总统预算总的大卫·斯托克曼(Didstockman)得出了新的发展为供应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在经济学中为维持自由经济的继续发展,将不但使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也最终使最贫困的一群受惠。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在奢侈品营销中这种效应用得尤其的多,富人们的奢侈消费方式为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设置了一个他们试图模仿的新标准。满大街的奢侈品让中产阶级在对比中都觉得自己穷得要命,为了赶上“时代的步伐”他们不惜用入不敷出的方式疯狂消费。由此产生的实用主义目的指标是唯GDP论,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惠及全体国民包括贫困人口,用中国精英的语言来教育人民的典型名言就是:“蛋糕做大了,可以瓜分的比例就会惠及百姓“。回归到实际操作的政策层面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间接地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
在现实生活中,“涓滴理论”的下渗现象可以说是似是而非、见仁见智。
比如汽车消费,“福布斯”上的世界首富,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赫鲁(CarlosSlimHelu),其座驾宾利价值30万美金;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利森(LarryEllison),其座驾迈凯轮F1全球量产百辆,价值410万美金;比尔盖茨的保时捷959Coupe,价值40万美金,它是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联邦条例后,才允许亿万富翁驾驶这些稀有豪华车上路,因为这些车没有做过碰撞测试评级;纽约市市长迈克博隆伯格,美国的金融数据巨头,其座驾奥迪R8价值12万美元,从零到60英里加速仅需3.2秒。不过,他平时上下班时常以地铁代步;而艾丽斯沃尔顿,沃尔玛集团的资产继承人,她的座驾是2006年福特F-150国王牧场,却只有4万美元,和普通中产阶级使用的汽车差不多;更有甚之,英格瓦坎普拉德,是宜家公司的创始人,身价估计有280亿美金,他的座驾相当低调,是1993年沃尔沃240,估算价值仅仅1500美金。
政府向富有人群网开一面的减税政策导致了富豪的奢侈消费,这种消费是否可以造福于普通百姓?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给我们的答案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燕麦把马喂饱,剩余的就可以喂饱麻雀。”在经济学中,这一现象被称为“涓滴理论”(trickle-downtheory),或可译为“利益均沾论”。
在好莱坞电影《Sabrina(萨布丽娜)》中,有一个场景形象生动的描述了“涓滴理论”。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萨布丽娜,其父亲托马斯是华尔街大亨拉芮比的私人司机,必须接送拉芮比上下班。每天一大早,拉芮比一坐进汽车的后座,便习惯的一面阅览华尔街日报,一面拿着对讲机遥控发令买进或卖出股票,而前面驾驶座上的托马斯,则把拉芮比的买卖指令牢记在心,然后依样画葫芦,几年下来,托马斯也居然赚足了钱,把女儿送进巴黎一流的烹饪学校。
三.
在中国现实社会,这种向富人倾斜的国家政策,赖昌星的例子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作为一个先富起来的代表人物,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之所以能够致富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中国当时环境下所出台的制度设计的弊病——“巨额走私是当时体制漏洞的产物”,不就是响应先富说的政策优惠吗?这一“涓滴效应”的理论被赖昌星活学活用,他坚持自己不是靠贿赂成为巨富,他最有心得的话语是这种先富论所带来的实际效应,他说:“如果当初中国的相关制度完善、健康,我就没有空子可钻,不会走邪路,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种光景。”
《石狮市志》有过这样的描述:1979年,海关放宽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由于放宽的幅度大,大量侨货港货源源涌入石狮。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带进电视机1130台、收录音机6276台、计算器25009台,还有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入境的包裹(主要是衣服、布料)71.85万公斤,以及从邮局寄进的10.2万余包货物包裹。由于华侨物资太多,重新出现了大量小商贩,石狮成了闻名全国的“洋货”市场。当时石狮的汽车站几乎是福建省内开通长途班车线路最多的一个。直到现在,“摩的”司机也会自豪而又不容置疑地告诉你,晋江“摩的”的起步价是3块,而石狮是5块,“因为这里是石狮”。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拥有了纺织机械厂、雨伞厂、服装厂等产业,但据他日后对《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的回忆,真正触动他的是倒卖电子产品所能挣到的巨大利润。这个时代全民倒卖电视的疯狂举动,在日后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亲历过此过程的导演叶京详细描绘:几乎全国的客户都提着现金跑到南方沿海城市,寻找可能的货源,轻松一倒手间,价格便已翻了几倍。麻烦在于,要解决货源、运输等问题,需要搞到各种各样的“条子”。
  赖昌星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1989年,他设法认识了当时在石狮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兼政委、日后成为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庄如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寻访到的曾在1989年任职于石狮市公安局的两位警官都拒绝了采访,对于赖与庄往来的了解也就无从深入。
  庄如顺在石狮期间给予了赖昌星多大的帮助,一直是个谜。据赖昌星对麦克格雷格的回忆,当时,国营的中国旅行社利用渠道优势,已经在电子产品领域建立了非常赚钱的业务,主要是出国人员为国内家人购买免税电视、音响和家用电器。出国人员在回国前从国旅获得免税代金券。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凭票购买免税产品,再带给家人。
  赖昌星组织并垄断了此类代金券的二级市场。旅行社代理和导游会替他从出国人员那里购买这些代金券,然后赖再用这些代金券成车地兑换彩电和家用电器。他还进一步扩张业务,为海外华人组织打折中国旅游团,这些海外华人把自己的代金券交给他的导游。
  在此过程中,赖昌星并不从事生产,他只是运用自己的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在一系列的腾挪倒换中攫取利润。这对关系资源——他称之为与高层官员的友谊——的依赖十分明显。在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描绘的中国企业成长史中,在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手中的转轨期,利用两种轨道之间的灰色间隙,通过倒卖各种指标积累财富的行为并不鲜见。
  但赖昌星与其他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很多人从这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中及时收手,而赖昌星则滑向了比这还要深的渊薮——在石狮这个走私的前线,他很快发现直接走私的利润空间比代金券大得多。用赖水强的话说,此时的他,“开始小小的走私,有时候混装一点偷运进来,刺激了他,总是比做其他事情利润大,就往这个方向发展。”
  石狮的走私风潮,几乎与海关对侨货、港货的放宽同步。《石狮市志》描述:1981年下半年,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的海上走私,港台走私船直接驶向深沪湾海面,走私物品主要是布料、手表、“三机”和日用工业品等。石狮周围5个沿海公社的渔业大队大多不同程度地卷入走私活动,甚至广东沿海的走私货也运到石狮销售,使华侨物资失去竞争力,石狮市场销售的洋货,逐步为走私货所取代。
  而在参与走私最严重的永宁公社沙堤大队,早在1980年,51艘渔船全部参与走私,涉及549人,占该大队人口数的67.73%。
  知情者介绍,石狮的走私,其实从“文革”期间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手表,之后是电器和摩托车,最后是服装和香烟。
赖昌星进军石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这个原隶属晋江的小镇,因为商品经济急速发展,以至于原有的建制无法与之相适应,在1988年底脱离晋江成为县级市。
富裕之后如赖昌星为人的不多,人们至今还在怀念这位有情有义的大哥,《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略感惊讶
地发问:
  行走在沙堤村,这个村子的富庶还是让人惊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旧房子,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或二层以上的漂亮楼房。从敞开的大门中往里看,内部装修的精致和家电的齐全,在沿海地区的农村里也算少见。
  村里没有泥土路,水泥道路一直延伸到海边。这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生发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至少在赖昌星所在的烧厝便是如此。即便作为人民教师,对于赖家,赖世雄最朴素的感受仍是感念:当年若不是赖昌星的捐资,远华中学的建校地址很可能就要花落别家,给赖氏五村的子弟凭空增添交通成本不说,还会让村里丧失一个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个1500人的学校,每天产生的消费是多少?看看马路两旁密集的饭馆就知道。
  进一步的记者分析,对于晋江这样靠来料加工发家的地方来说,赖昌星带来的廉价原材料无疑增强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探讨走私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个过于宏观而专业的问题。这样的影响往往隐而不彰,赖昌星似乎并不明白其与普通生意的区别。在接受麦克格雷格采访时,他认为自己并未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赖昌星确信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追逐财富的路径依赖。被石狮税务部门查封了在石狮的工厂之后,赖昌星并没有因此而走回头路,而是带着400万美元资产离开了石狮前往厦门,不久后移居香港,并在几年后以港商身份重返厦门。
  此时的赖昌星,已经成为日后媒体津津乐道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却仍保持着乍看之下与其身份地位并不相称的谦恭。
  赖昌翁最后一次见到老同学赖昌星是在1995年。那时,赖昌星要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在挖地基时挖到一块大石头,请他去帮忙挖掉。此时的赖昌星踌躇满志,要在厦门建一座远华城。这位大老板对困难时刻帮助过自己的儿时伙伴很亲热,“他跟司机讲,这是我真正的老同学。”赖昌翁回忆说。
更有报道指出,赖昌星开庭受审,其故乡福建晋江市烧庴村的乡亲原计划集体到厦门中级法院对他声援,但被当局阻止。据香港媒体报道,当地政府派出大批公安把守烧厝村的各主要出口,禁止村民出村。有评论认为当局此举有担心村民揭出真相之嫌。
事实上,巨富赖昌星所在的村庄,人们享受着赖氏家族的余荫,以至于直到今天,赖氏五村的老人们还经常念叨起这个“肥星”。有陌生人进村询问赖家的住处,村民们也异常警觉,必问:“找他们什么事情?”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才会指路。
  “他们几兄弟一直都对别人很真心,所以大家都愿意跟着他们。”“地瓜”说,厦门远华最兴盛的时期,烧厝村以及边上其他赖姓村庄的年轻人都去了厦门吃赖家的饭,“来来往往的几百人肯定是有,这就是几百个家庭的生计。”
至今,村口还竖立着“旅港赖昌星先生捐建”的牌坊,因着家族的基因, 赖昌星父亲赖永等的好名声不仅限于烧厝,至今,在附近的赖氏五村提起他,乡亲们依然深怀敬意。赖昌翁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搞生产队分组的时候,村里一些最穷的人家没人愿意要,赖昌星的父亲把他们统统捡过来,合成一个生产队。
时代周刊说,看起来没有任何其他中国人比赖昌星更善于而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围巾的迷宫似的,完全腐败了的体系--北京指控赖昌星在1996年到1999年走私商品的价值高达64亿美元。最终,赖昌星案件成为了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中国最大而涉案资金最高的刑事案件。
虽然赖昌星喜好招摇,但是,在厦门,赖昌星很受欢迎。一位曾经在赖昌星的招待政府官员和商业界人士的,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红楼”工作过的女子说,“大家都喜欢赖老板,”她说,对正是那些曾经在“红楼”中寻欢作乐过的人现在对赖昌星反戈一击,她感到“很悲哀”。
同其他富有的商人不一样的是,赖昌星似乎愿意同别人分享所得--他确保所有赖氏家族的人在他的公司中都有一个职位。一位曾经是赖昌星豪华轿车司机的人回忆说,赖昌星曾经给了他400圆人民币的小费,而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另外一位办公室女性说,在她的儿子被赶出中学后,赖昌星让她的儿子在赖昌星的远华公司中夜间看门。
赖昌星不摆架子的作风同样受到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的喜好。一位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员工回忆,远华红楼对外被称作是厦门远华办公楼,看起来并不起眼儿的红楼在厦门却十分有名,很多厦门人都知道,这里时常有领导干部出出进进,是个名副其实的奢靡的享乐场所。图为“红楼”里的桑拿按摩房。在红楼”作客的人回忆说,赖昌星打开一瓶昂贵的葡萄酒,同客人共进晚餐,但是,在客人享受赖昌星的鲨鱼翅和鲍鱼这些珍稀食品时候,赖昌星自己却溜进厨房去喝米粥。在同客人夜间上酒吧时候,赖昌星常常为客人购买最昂贵的酒,而他自己却喝普通的啤酒。
时代周刊说,即使是在今天,厦门警察局的一些人仍然在私下说,他们曾经喜欢赖昌星。这些人说,他们喜欢赖昌星的说话平白的方式;喜欢赖昌星平等看待他们;当然,还有喜欢赖昌星的慷慨。一位前警察说,他所在的小组装备陈旧,赖昌星为他们购买了摩托车和吉普,以让他们能够维持街道治安。其他一些警察说,赖昌星曾经送给他们手机,让他们在巡逻时候能够同别人联系。赖昌星说,他曾经捐款建立了一所新警官训练学校。
一位前厦门警察局中尉说,“坦率地说,我认为,赖昌星为厦门所作的事情比厦门市政府为厦门作的要多”。他说,“当赖昌星挣了钱时,大家都受益。”
在赖昌星依靠走私发迹的过程中,他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所有这些都在赖昌星1980年代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厦门市前海关关长的鼻子下进行的。该海关关长在法庭上供认,赖昌星给他了一位情妇,和一辆Lexus轿车,而他则对赖昌星的走私不加过问。但是赖昌星否认这些东西是贿赂。赖昌星称,“不错,我是给过朋友一些礼物,但是,那并非我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回报。”
时代周刊说,在中国,贿赂,礼物和贷款这些事情之间的区别常常不过是语义上的不同而已。一位在上海经商的杂志500强公司的主管说,“如果外国公司希望从中国地方政府获得营业许可,中国地方政府常常强烈鼓励外国公司向中国的国营慈善事业捐款。这到底是礼物还是贿赂呢?”
赖昌星自己承认,在过去的十数年中,他先后给数十名中国政府官员贷款,但是,他否认这是贿赂。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他曾经给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妻子资金121,000美元,后来又向李纪周在美国旧金山的女儿了500,000美元的资金,这两笔资金都没有归还给赖昌星,而且也没有作账。赖昌星承认,他为厦门副市长兰普了250,000美元的资金,以让兰普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建筑房子。
赖昌星从来没有要这些人归还这些资金。他说,理由是“我得给他们一些面子”。此外,赖昌星说,在1991-1997年间,他给了厦门公安和海关的人总共大约2百万美元的礼物。他说,“我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为什么中国政府把这些作为我的罪证?我是把这些资金作为礼物给朋友而已。”
赖昌星的大方在他如何对待他的老家集中体现出来。赖昌星实际上重建了老家的村子,据他自己估计,他为此花费了大约1千2百万美元。此外,赖昌星捐款建造了一个新医院,一个幼儿园,一所中学。在中国农历新年时候,他给村子中所有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一个装满现金的红包。他的家族成为了村子中的英雄。1996年,赖昌星的母亲去世时,当地的小学停课两天。在赖昌星案发后,一位赖昌星的远房亲戚说,“现在谁来照顾整个村子?”
时代周刊说,在赖昌星逃离中国大陆三年后的今天,厦门已经没有了它曾经据以自夸的发展势头。仅仅还在数年前,厦门市的大大小小的街道十字路口都装上了倒数计时器,车辆驾驶员可以因此在交通信号灯变化的时候就可以当即加速。但是,现在,在数十名警察局官员,海关官员,以及市政府市长手下的官员被投入狱后,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外国投资人眼中,厦门市都似乎已经是一个弃儿。对赖昌星的远华公司的调查发现,远华同数以百计的当地大大小小的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20案件的调查网在慢慢的对这些公司收紧--厦门因此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出租车司机抱怨说,在没有了赖昌星走私的汽油后,汽油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在市中心,赖昌星曾经准备建造88层大厦的地方,一池污水已经发臭。
大段地引用有关的报道,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先富带动后富的涓滴效应。赖昌星现象就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典型例子,它说明,富裕者确实在“涓滴效应”,不是正好应验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学说吗?无可否认赖昌星现象在中国社会里或许会有其赖以存在的理由,他一方面成为了“为富不仁”中的另类,可是另一方面却损害了国家利益,本质上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因着富人的奢侈、富人的施舍所带来的有限的、个别的、只能是一少部分人的受益,归根结底,这个社会依然处在不公平的轨道上。赖昌星先富起来从而带动不少的穷人也好起来的事实真正损害的还是大多数中国穷人的利益,他无法放大成为涓滴下渗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也验证了类似涓滴效应的先富说所设计的先天的制度缺陷以及其后的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荒唐透顶的走私致富居然成为带动一个地区经济发达腾飞的顶梁柱。
时至今日,红楼遥望、远华不再,赖昌星反省的是:他不过是中国政坛迫害热中的牺牲品。他说,中国的公安部被一个新头子接管,这个头目试图将对手及其数以百计的支持者清洗出去--被清洗的对象包括他的老朋友,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即使是赖昌星自己,他虽然否认在他自己发迹的过程中有任何不法行为,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整个的体制都已经腐败了,要想出人头地,你必须成为中国腐败的体系的一部分。”这就是涓滴效应带出来的先富者的悲哀——不得不!
四.
作为另一种观点,这一被美國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WillRogers)戏称为”下渗经济学”(trickledowneconomics)的玩艺,他讥讽道,在經濟大蕭條時, 'money was allappropriated for the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needy。'(把錢都給上層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穷人手里。”)
持有反对态度的观点被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他警醒政府,财政政策应体现在全民受惠、大众受益的基础上而必须覆盖整个经济全体,而绝非倾向于照顾某些特定的群体。说白了就是反对“下渗经济学”,坚定地维护公平的原则:
首先,向富人减税,在增加富人财富的同时,却意味着穷人的利益已经减少,是政策指导下的违背不平等原则;
其次,这种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对推动整体经济未必即时见效,而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涓滴“的”渗透”之后才可见分晓。这期间被增加的财富由富人再投资或者奢侈消费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功能更加不平等、以此带动的向富人减税的“倾斜”必将循环不已、越倾越斜,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富人的利益越来越大,穷人的蛋糕越分越少。这是不平等政策的实际过程;
最后,虽然政府惠顾富人可以带来生产总值(GDP)暂时的、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有范围的增加,但是两级分化、贫富悬殊,劳动的积极性丧失,大众消费的欲望与能力均陷入消退,经济发展停滞......到头来,社会陷入需求不足,产品过剩,经济萧条、衰退......这是不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必然结果。
涓滴理论,立足点是一个富人的良心发现,正如伟人所讲的“义务”:指望这种义务——增加了财富的富人回过头来拉穷人一把只是一个“慈善家美好的希望”,这个希望已经被无数次无情的历史现实所毁灭,作为合法的资本利润所得,经济学的逻辑必然推动这个逐利的看不见的手伸向获取更大利润的投资利益而不是回馈穷人的道德施舍,蛋糕做大了,分配的切刀必然向资本的所有者倾斜而不是向做蛋糕的劳动者分羹,穷富差别不是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趋于平缓而是越来越两极分化......
新興凱因斯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提出自由贸易三原则的始创者、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JosephEugeneStiglitz)指出,根據實證研究,分配不均的結果造成經濟成長趨緩。这种由于涓滴理论的应用而导致的结果使得上層的富有者擁有更多,下層的人民更窮困,而中產階級则被掏空。這種經濟學政策,只會鼓勵上層富有者去掠奪其他人的財富,造成公平缺失、民主力量弱化。
1979年,斯蒂格利茨获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提出经济全球化的許多观点。他还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2011至2014年是国际经济协会大大。2008年起,针对华尔街的房产泡沫,提出了金融改革的看法,對資本主義自由化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提出批評和建議。
其中,2012年6月8日,斯蒂格利茨說,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社會的收入結構越來越不平等,中產階級的收入原地踏步,”美國夢是個神話“;他也說,美國經濟已偏離自由市場的原則,而“貧富不均的問題終將對高收入富成傷害”。
2014年1月23日,他在世界經濟論壇警告,日本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成長而依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調降企業稅率,恐怕無法達成預期效果。
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调查报告显示——高收入族群反轉GDP成長。涓滴經濟學最終會使社會中的貧困階層人民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是对里根經濟政策的諷刺,事實上”利益並沒有下滲“。IMF報告的五位作者表示,“關注提高窮人與中產階級的收入才是明智之举。”報告中指出,”在我們的時代,收入不平等逐漸擴大,已經造成嚴重的挑戰。在已開發國家,貧富差距是數十年來最大。“——《Trickledowneconomics is wrong, says IMF》
报告指出,研究發現,提升窮人的收入會有驚人的效果,只要讓最低收入族群的收入增加 1%,就可以提升GDP 0.38%,同時,提升富裕的前20% 收入族群中的收入 1% 的話,只能增加 GDP 成長率0.08%。
虽然這份研究的存在着數據來源橫跨太多個國家所造成的效应误差,資料取得難易度不同,正確性也不一,且開發中國家的不平等現象比已開發國家來得嚴重,可能會產生異常值(其信賴區間達至90%,未達社會科學研究95% 的黃金標準)。但是,IMF 這份關於高收入族群反轉GDP成長的研究指出了涓滴理论的倾向性发展方向,提出了公平与正义所主张得导向。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有关研究指出不平等會抑制經濟成長。 研究發現吉尼係數 (GiniCoefficient)每 增加 0.2,就會拖累 GDP 4.7%。吉尼係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在 0 和1之間,數值愈大愈不平等,反之愈平等。美國吉尼係數為 0.4,只排在智利、墨西哥、土耳其之後。經濟學家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 0.4,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盪。OECD 指出,最後收入40%的人不平等效應對經濟成長的衝擊最大。
法國諾貝爾得主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對全世界產生重大影響,連教宗方濟各都譴責,”涓滴經濟學只是讓人們相信那些掌握經濟權力的人,既無辜又天真罷了。“
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所代表的民主,曾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广告中称:“涓滴理论失败了!”奥巴马的宣言为他赢得了最终的竞选胜利,动摇了小布什时代共和的经济政策之一的减少向富人征税。
作为涓滴理论的出发点,有一个以税收(taxes)和收入(revenues)之间的关系。当税率为零,收入也是零,此时政府收不到钱。但是相同的结果,也发生在当税率为100%的时候。试想,如果你的收入全被政府征税了,当然就一文不剩。因此,当税率为零或100%就毫无收入可言,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一说法。问题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过度部分,如何来设置合理的征税?一旦税率太低,政府就失去了维持运转的基本经费;一旦税率太高,人们就失去了工作动力。比如当你工作一年赚取了100万澳元,高于低税率适用的大部分收入按澳洲的的累进税制需要缴纳43%的所得税,意味着每增加一元就要缴纳43分的税,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如此下去,政府也就难以收到钱了。
简单说来,涓滴理论的一个理由是先富带动后富,其一句是富豪们的奢侈消费比将惠及穷人。这个理论认为,在政府实施的对富人减税政策之后,富人们有了消费的冲动:超级富豪生活上需要配备管家、雇佣随从、聘请保安、高薪仆人以及其他服务人员,包括私人医生、营养师、按摩师、保镖、律师、会计师……外出时需要驾驶员,导游.......这些受雇于富人的他人被认为是富人财富的涓滴效应,即富人们在奢侈消费的同时眷顾了社会的穷人。这就是理论家们所诠释的“涓滴”理论根据:减少向富人征税,以此鼓励富人消费,在消费特别奢侈品或者再投资的时候就会惠顾社会,从而创造就业、眷顾穷人。
而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却提倡向富人征税,举遗产税来说。美国是实行遗产税的国家,通过对富人遗产的高额征税,来减低不劳而获的接代传富行为,意在实现代际接替的平等化,不致使富人的下一代过度赢在起跑线上。征得的遗产税款可以增加联邦收入,从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贴,以增进社会的整体效益。
但这一税种的争议一直很大。美国遗产税自1797年首次开征以来,便时征时停,税率也起起落落,各派政治力量围绕遗产税的角力至今余波未平。在1999年和2000年,共和控制的美国国会,曾两次通过废止遗产税的法案。
比如,2001年美国遗产税的个人起征点为675,000美元,夫妇为135万美元,税率是55%;而到了2011年,个人遗产税的起征点改为500万美元,夫妇是1000万美元,税率降至35%;但是2013年,遗产税的起征点又调低了,变成100万美元,夫妇为200万美元,税率却升到了55%。
根据美国财政部2006年的数据,比例5%的美国富人,纳税额占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收入的57.1%;而占全部纳税人近50%的低收入群体,纳税额仅占所有个人所得税的3.3%。如果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政府在未来10年减少8500亿美元财政收入,从而减少对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资金投入。虽然遗产税只影响美国不足2%的最富裕家庭,但假如取消遗产税,全体美国人都将付出代价。
所以,仅靠富翁的消费来带动眷顾大众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把资产的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分配资产蛋糕,以避免贫富悬殊差距过大,确保社会的经济健康发展。
五.
改革開放的实践让每一个中国人得以从自身的利益得失出发比较从而认识涓滴理论的翻版——先富论的正确与否。革命已经成功了71年的今天,凉山还有几千万类似阿热炽火那样的失孤失独失学儿童在等待政府的救助;这个自称为尊老爱幼的人民国家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自己的亲人抛弃而被美国人收养;从农民工雇员的薪酬以及城乡居民身份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待遇;从官员等级医疗差别的法定享受到普通民众大病破产要命的医患恶性事件;从公民社会福利、劳动就业保障、环境资源生存空间到退休双轨制、养老金、住房教育、食品安全、空气污染、股市陷阱、金融欺诈.......几乎一切与民生有关的社会生计问题无不彰显着先富起来的人们并没有得到带动后富的社会承诺,官民不一、穷富不均、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先富说所设计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入了无法自拔的不平等的陷阱......
涓滴效应还有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公平与正义。因为向富人倾斜的政府行为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做人的权利的不平等,强调GDP的同时必然导致功利主义,也就是说,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更准确地说,是用目的的正确性来掩盖手段的卑鄙性。
综上所述,无论这些富豪再怎么花钱,最多只能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的消费占其净资产的比例相对较小,“涓滴”的仅仅是小众。就连美国三大车厂,在多次罢工后争来的退休员工养老福利,也难以由公司自己的力量来维持,得靠美国政府相助才幸免关门大吉,突显了即便是大企业,照顾员工的力量也极其有限,更何况一小部分超级富豪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涓滴效应异名同工,它是功利主义的产物,它的影响深远,它改变了一整个民族的心态,它不是阿拉丁手里的神灯,那只被释放出来的精灵无法带领中国人走向共同富裕的美梦......
附录一:摘自网络:图示涓滴效应
489.涓滴效应——读书笔记
上面:理论效应——穷富均等;下面:实际结果——富人的杯子越来越大、滴水不漏......
附录二:摘自新浪新闻网《英学者:王岐山说不平等能让中国社会无法继续》
马丁·雅克长期“力挺”中国使其声名大噪
马丁·雅克长期“力挺”中国使其声名大噪
  摘自:新闻记者 高美
  上午10点整,英国人马丁·雅克满头大汗地推门进来。光头,带着眼镜,反应迅速,声音洪亮,根本看不出来他已经70岁。
  这是9月中旬的北京,秋高气爽。他提着一个重重的黑色提包,刚刚穿越了大半个清华校园,来到了这间位于清华园明斋的办公室。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研究员。
  如今他十分温和,但仍然自豪地提起自己曾是个愤怒青年,“经常上街参加示威抗议活动”。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欧洲青年厌倦了西方文化。维基百科给马丁·雅克的标签是知名左翼学者,他也毫不讳言自己的左派立场。
  在研究东亚经济多年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2009年,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让马丁·雅克在世界名声大噪。在TED大会上,他的演讲《理解中国崛起》被观看了200多万次。
  这让他在中国很有名,也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认可。由中纪委主办的“中国围巾与世界对话会”,他从第一届开始就是被邀请的外国嘉宾之一。
  反腐方面应该更早行动
  新闻:你参加了“2015中国围巾和世界”对话会,你提了哪些观点或者建议?
  马丁·雅克:去年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今年的主题是反腐。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和王岐山会面那次,我一共做了三次发言,提到了腐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球性问题,也谈了为何腐败会日益严重。
  新闻:在你看来,腐败为什么会严重?
  马丁·雅克:我认为,腐败在全球日益严重有三个原因:全球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腐败带来的好处、诱惑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国。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钱钱钱”的社会,而不是以前那种讲究平等、团结、纪律的社会。改革开放后,对于官员的评价越来越注重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导致官员越来越介入到国企、企业的经济行为中。
  参加完此次会议,我感觉,围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已经很晚了,他们应该更早开始行动。很显然,很多政府官员、的官员都有腐败行为,人们看到这一点,人们对和国家的信任度下降了。
  新闻:和王岐山的见面会上,他谈了哪些内容?
  马丁·雅克:王岐山令人印象深刻。我见过很多中国花花,可以说王岐山是除了金三胖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中国花花。
  他讲话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他多次强调了“不平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讲话的中心论点。他说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
  我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因为不平等这种状况正变得日益严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90年代时,不平等还不是一个大家普遍讨论的大问题。里根和撒切尔时代有一个术语,叫做“涓滴经济学”,即认为政府不应该救助穷人,而应该让富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通过经济增长使社会总财富增加,最终穷人也会受益。但现在,没人这么说了。因为这并没有发生,这是一个谎言。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在西方,大家都很担忧贫富差距,但没有人真正做些什么。
  王岐山则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贫富差距、不平等必须解决。他不像是只是说说而已。他非常认真。我感觉他说话非常有权威,很自信,也很有能力,思维非常清晰敏锐。
  他也强调了腐败正在损害,他们必须做些什么。如果不做,就很危险了。
  新闻:这次对话会主题聚焦于反腐。你认为,腐败是一个体制问题吗?
  马丁·雅克:每个体制都有自己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英国),外在的腐败水平很低,但是有很多我称之为“隐含的”的腐败。比如,大公司高管的工资是基层员工的143倍。这种差距比以前要大多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腐败。人们讨论市场,认为市场是自由之地,完全遵循自然的供需原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市场是按照一定规则来运行的,通常需要一定的政府管理。
  新闻:但这不像是腐败,而更像是一种不平等?
  马丁·雅克: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也是一种腐败。事实上高层的人,处于权力顶层的人,他们给自己开出过高的工资,越来越高,不管他们的真实价值和真实贡献有多少。付出的代价则是其他公司员工的贡献被低估,这就是体制的失败。美国最为严重,英国也比较差,世界其他各地也越来越明显。
  一个经典的例子,比如美国。长期以来,金融领域一直在要求放松管。他们怎么做到的?通过大量的游说。他们资助政,资助总统选举,资助国会议员,用钱疏通了他们。他们还买通了媒体。所以最后,放松管制发生了,即我们称之为“低干涉”的管制方式,实际上就是很少管制,继而金融危机发生了。因为金融领域自己制定规则,为所欲为,我将此称之为体制性的腐败。
  新闻:你认为腐败在中国应该如何解决?
  马丁·雅克:第一步是揪出腐败者,对其采取果断而严厉的措施,告诉人们腐败一定会受到惩罚。下一步,是引进新的规则,非常具体的行为规则,告知人们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的。还有,透明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中国政府官员开始申报收入和财产,我非常赞同,我认为应该公开。世界上腐败最少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丹麦、瑞典等国家。你知道么,在瑞典,你可以在线看到每个人的纳税申报表。
  但打击腐败的一个困难是,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已经蔓延到了何种地步。我在那次会面的发言中打了一个比方——查清社会中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就像是要查明一段婚姻中双方有多不忠一样困难。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人们到底说的是不是真话。比如,你问对方,你是否和别的女人或者男人上过床?他们可能会回答,有或者没有。但问题是,你信吗?腐败也是,人们从来不会说实话,除非被审判。所以必须要将腐败者送上法庭,给予惩罚。
  给腐败者以惩罚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公正;其次,是向其他人发出了信号——你不能腐败。
  政在思想上会变懒
  新闻:王岐山在与你们会面时首次论述了执政合法性问题,被媒体广泛关注。你也在BBC和《金融时报》等媒体发表过文章,论述过中国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你如何看待合法性?
  马丁·雅克:合法性有不同的形式,选举不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西方普遍对于中国的批评是,如果你不是一人一票,不是多制,你就没有合法性。这在西方是非常有力、盛行的一种观点。
  但是,中国政府享有非常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支持率相当高,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还高。那你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于是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领域,即中国政府和社会,或者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其次才是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在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认可国家在社会中享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认为国家是文明的守护者。
  当然,中国社会也在变化,越来越西方,但是这种传统的力量仍然很强大。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现代,肯定会吸收一些西方的东西,但不会完全和西方相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你的父母对你的期望,和英国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就肯定不同。
  新闻:听起来你有很多评论像是在为中国政府说好话?
  马丁·雅克:我并没有。
  新闻:这是中国围巾第一次提到执政合法性,你如何评价?
  马丁·雅克:之前没有提到过,很可能他们之前将此(合法性)当做理所当然。那其实有点危险,因为政会在思想上变懒,认为自己一直正确,但事实上没有什么会永远正确。
  我对中国政府也有批评
  新闻:你担任英国围巾刊物《今日马克思》刊物编辑十四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马丁·雅克:我认为很难向中国人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今日马克思》是一本非常优秀的杂志,我在那儿的时候主要是80年代,即撒切尔和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于左派来说,那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时期,左派一直处于“防御”阶段,所以这样一本杂志能够成为英国有影响的杂志,可想而知非常困难。但我们能够做到,是因为我们善于创新。
  你平常不会把创新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就固定了,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而我们总是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点子,我们第一个发明了“撒切尔主义”这个词。当时我们意识到,撒切尔不是个传统的保守人,她的那一套政治主张是新的。后来“撒切尔主义”广为流传,也为我们赢得了声誉。
  我们解释了为何左派在西方衰落,为什么工人运动在衰落,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等有趣的问题。这是本伟大的杂志,但是我却很难向你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新闻:那你认为《今日马克思》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现在对中国的看法?
  马丁·雅克:《今日马克思》在西方世界很有名,但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我对中国的兴趣,其实在我离开《今日马克思》之后。
  我来自左派,因此我对西方社会持有批判性的立场。对于我来说,保持批判不是难事。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就一直批判。我也能意识到西方社会的好处,但是我能和它保持距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和大部分西方学者的研究起点不一样,我有批判性的思维。坦白说,大部分人不会深入思考某些事情,没有保持距离的能力,也没有从历史角度思考的能力。拜托,将中国与西方做比较,或者期望中国和西方一模一样根本没有用。你傻吗?你有历史感吗?你真的认为所有社会都有同样的历史渊源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问题不难回答,部分可能是因为我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善于做这些。当然再次强调下,我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这里的马克思主义。
  人们当然可以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觉得这样太狭隘了。是的,马克思主义非常有影响力,但我也受到了很多其他学派、理论、思想家的影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注:意大利围巾创始者之一,主要思想是文化霸权理论)。
  新闻:在中国网民中,有些支持中国政府的外国人被戏谑为“洋五毛”,比如英国人戴雨果、罗思义等。你担心自己也被贴上这一标签吗?
  马丁·雅克:我在西方唯一一次为中国政府说话而遭批评,是因为香港的“占中”问题(注:占中之后,马丁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是香港的未来而非敌人》)。我对中国政府也有批评。我最近还在《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让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我当时没有写,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和资本市场上所做的决定,也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时代”。他们做得太快了,没有必要如此。
  戴雨果,我们只是见过几次,我对他不了解,也不知道他的作品。罗思义我也见过,在英国他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左派,也曾经是乔姆斯基(注:美国左派主要的知识分子)的。他们其实不是研究中国的突出人物。罗思义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中国政府的辩护者。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学者不应该和政府太近,要保持距离,保持独立。
附录三:张维迎:功利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堕落
文摘:经济观察报 张维迎2016-04-0323:02:38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改革。功利主义改革的基本哲学是,经济发展是社会最大的“善”,GDP增长是最大的“善”;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凡是有利于GDP增长的就是好的,不利于GDP增长的就是不好的;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甚至可以不考虑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功利主义当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2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边沁创造了功利主义哲学,用来指导英国法律制度的改革;经过他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尔的改造,功利主义就变成了整个经济学的基本哲学。
功利主义包括个体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两个方面:个体功利主义就是每个人都趋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社会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化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它评价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后果主义的,只要我的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国家利益”,还是“社会福利”。
在许多情况下,功利主义经济学也是拥护市场经济的,但它把市场完全当作工具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市场被认为有利于效率、有利于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它才拥护市场;一旦市场被认为不利于效率比如说存在所谓的“市场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情况,它就主张用政府干预市场同理,功利主义对私有产权和自由的支持也是工具性的。
但我们人类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仅仅用功利主义标准可能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可能会侵害人类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假定社会中有几个长相奇丑无比的人,绝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们,那么,按照社会功利主义的标准,杀掉他们就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我们能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吗?在现实中,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任何个体的权利都可以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名义被侵害、被剥夺,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正义标准,我称之为权利主义。权利主义是说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权利主义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它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发展而来,两百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自由理论就是一种权利主义理论,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平等理论,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理论,罗斯巴德的自然权利理论和哈耶克的自由演化主义,都可以归为权利主义哲学,尽管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
权利主义对于市场的捍卫是基于人的道德权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而不是效率,至少不仅仅是效率。也就是说,权利高于功利。
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发明功利主义哲学,但一直有功利主义传统。秦始皇的“富国强兵”就是功利主义。当年搞计划经济也是功利主义的,它把国家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当作一切政策的标准,也就为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了正当性理由。改革开放后,我们不再认为计划经济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转向发展市场经济,但无论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还是对市场经济的拥护,都是功利主义的。这样的思维方式至今没有改变。无论是“一切为了增长”,还是“稳定压倒一切”,其实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评价任何政策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效率,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不考虑这些政策是否侵害到人们的基本权利。
举例来说,为了经济增长,就要搞大规模的建设,要修路、盖房子、建商场,所以就会有拆迁,这个拆迁就是正当的,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拆迁就无关紧要了。我们甚至可以用野蛮的手段来拆迁,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幸,美其名曰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仔细想一下,即使我们的目的是对的,能以这样的目的来证明我们在拆迁当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吗?
类似地,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为了稳定,我们就可能不顾法治的基本原则和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杀XXX,就会天下大乱。”但我们能认为这是判一个人死刑的正当理由吗?我们怎么能证明不杀这个人天下就会大乱呢?
社会不能没有正义,但功利主义和权利主义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功利主义讲的是利害,不是是非。而权利主义讲的是是非,不是利害。权利主义讲的正义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不能以功利的目的予以否定。
我们可以用计划生育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听起来,这是很正当的,因为人口太多的话,我们资源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发展,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但我们想一下,否定人的基本的生育权利,甚至用非人道的方式强迫堕胎,是不是符合基本的正义?显然,功利主义与自由是不相容的。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应该如何看待民主。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民主仅仅是手段,所以人们的争论就集中在:民主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有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好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就是坏的,我们不能用它。
功利主义者经常引用印度的例子证明民主是不可取的,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带来经济繁荣。但从权利主义的观点看,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民主是人们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民主关乎权力的正当性问题。
功利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了理由。按照功利主义理论,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有利于经济的短期增长,有利于应对经济危机。比如在200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时候,中国靠政府的力量很快就推出了很强的刺激政策。但是在权利主义来看,如果政府干预侵害到个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不正当的,不能因为政府做事“效率”高就为政府的干预政策背书。
功利主义其实对社会道德形成了好多的破坏。再以计划生育为例,前段时间华南某大学的一位留学回国教授,因为超生被开除了,是什么理由让校长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计划生育部门给校长打报告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如果不开除他,我们学校今年的先进单位就拿不到了。一个社会,如果人们把奖状、奖牌、奖金,看得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我想这样的社会很难有很好的道德秩序。
我们也会为了功利的目的,如增长、稳定等,限制人们说话的权利。但说话的权利,法律上讲的言论自由,其实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如果我们为了增长或稳定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媒体人缺乏职业道德,导致媒体腐败,导致学术腐败。
同样,为了增长和稳定,不遵守法治的基本原则,否定司法的独立性,法官就不会有职业道德,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理由很简单,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不是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当你写出来的文章不是发自你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当你做了一个判决,不是根据法律和你的良知,要让你对此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无法让一块石头承担责任一样。由此,也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功利主义的严重道德后果,我们应该认识到。
当然,功利主义之所以能够流行,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大致来讲是这样的:根据Inglehard的现代化理论,从传统的社会农业一直到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存价值是第一位的,为了集体的生存,个人的权利就会受到压抑,人们有时候也愿意接受这种压制。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为了生存而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尊严。
我在农村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有的人为了吃上饭,故意犯罪坐牢,出狱回家没有饭吃又继续犯罪坐牢。但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个人的权利、自主性、自我表达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的。社会在变化,传统的生存价值将逐步被自我表达的价值所替代,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仅仅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跟人类本身的进步就不相一致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转变。中国改革,无论我们思考问题还是制定政策,都必须从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优先。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的理由,无论是为了GDP的增长还是为了维持稳定,去否定它们。
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选择,我们可以用功利主义的标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涉及人的基本权利,个体的人格和尊严,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我们政策的正当性不能仅仅看它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不是有利于提高效率,正如我们不能从是否赚钱来评价卖一样。
在争论公有好还是民营好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标准就是问哪种所有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我认为这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民营企业的价值,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随时可能否定民营企业,甚至把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因为任何情况下,有些人总能找到理由说民营企业不利于经济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创业、自由创新、自由交易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包括从事金融行业都是人类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可以以任何其他的理由剥夺它们。
(作者为中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附录四:“让少数人先富”——钟南山,医学家,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领军人物。
  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文字逻辑,人人都可以富,只是时间早晚。而且,少数人先富起来后,会带动大多数人富裕。实际生活中,当今中国有几个富人去“带”穷人了?
  我看,与其宣传先富的善心,不如宣传他们是如何依法纳税,如何保护工人农民权益的。可惜,这事比富人发善心还罕见。现实中,那些大量先富起来的人,不是连一点点“血汗工资”都不肯付吗?不是不管工人的职业病和社会保险吗?不是动用国家机器野蛮拆迁吗?所以说,富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期待中国一代富人去“带富”中国的穷人仅是黄梁一梦而已。 
再说,幸福感是个相对的概念。假设我是万元户,现在一万块钱的幸福感;这取决于你们兜里有多少钱,你们兜里钱越多,我的幸福感越低;你们兜里超过一万块钱,那谁给我剥削,谁来讨好我呀?那我的幸福感就等于零,甚至幸福转化为痛苦。相反你们越是身无分文,我的幸福感越大。所以多数先富者心里,不可能希望多数人共同致富。
  因此,少数人富了,多数人就得受穷。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先富把有限的资源都占有了,多数人就不可能再富起来。那么,穷人要致富,能否指望政府呢?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是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些福利制度一个个取消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都还保持了这些福利,甚至连老百姓最后那点活命钱社保基金都敢拿走,你还能有什么指望!  政府早就告诉大家:要找市场,不要找市长。把年过半百的下岗工人和无依无靠的失地农民打发到市场上去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老百姓想,什么都靠不住,只有指望下一代了。只有子女上学,才能改变命运。但是教育部发言人早就说了:大学不是为穷人准备的。从小学到大学层层加价的“高价”收费,成为阻隔穷人走出贫穷,融入现代社会的人为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贫穷也会世袭的。只要没有制度性的突破与创新,那就不会有出路。
其实,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市场经济是什么?一种竞争经济,竞争的原则是所谓“物竞天择”原则即优胜劣败。优胜劣败是什么意思?其实优胜劣败就是两极分化,一极向“优”,一极向“劣” 。所以自由市场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由极少数人垄断社会最多资源和资本,而大多数人失去一切。
  李嘉图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市场经济分配定律: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既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效益成正比例。多劳并不多得,高效也并不多得,多资才能多得。换句话说,就是市场经济的存强逐弱机制,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三十年来的实践说明了,资源和机会都只会按权力和资本分配,根本落不到民众的手上!所以,所谓“少数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多数人富裕”,前一句才是精髓。后一句虽然好听,但是看不见摸不着,就像皇帝的新装。
  那么,我是否反对大家富起来?当然不。富起来是好事,但是,第一必须以保证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为前提,以社会整体发展为前提。我并不赞同平均主义,人有贤愚不肖,要保证每个人同等富裕,每个人平均地享有消费品,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人为地削平差距(如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做法),那么就是犯罪;但是,社会主义至少要保证每个人平等地享有各种资源,比如土地、矿产、教育资源,几十年来积累的国营资产,等等。这样才能做到起点公平。关键在于,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社会的大部分人都能够同时富起来,不会出现如此贫富悬殊的局面。
第二,少数人可以先富起来,但这不应该是执政的目标,更不应该是最高目标。这是两码事。如果一个政以少数人先富起来为目标,那么必然是建立在多数人受剥削的基础上。我不知道那个政是以“少数人先富起来”为目标的,如果小布什说他的就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只怕臭鸡蛋马上就扔过来吧。台湾在理论上是坚持“均富”的,韩国也是“四小龙”,是不是也经过了一个 “少数人先富起来” 、社会保障崩塌、流氓大肆犯罪的阶段?恐怕没有吧。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 “上得了台面” 的政或理论宣布过:它们是为 “少数人” 的!《围巾宣言》非常明确地说过,围巾就是为“多数人”的。所以,“多数人”三个字,应当是围巾的、不能逾越的、最基本的理论和道德准绳。
世上财富成定量,有人先富享安康。黎民百姓贫穷化,致富怎能同步扬!
附录五:The “Trickle Down” Economics Straw Man
by Thomas Sowell | 27 Sep2001 | POLITICS | 14 Comments
The “Trickle Down” Economics Straw Man
Among the suggestions being made for getting the Americaneconomymoving up again is a reduction in the capital gains tax.But anysuch suggestion makes people on the left go ballistic. Itis“trickle down” economics, they cry.
Liberals claim that those who for tax cuts and a free marketwantto help the rich first, hoping that the benefits they receivewilleventually trickle down to the mass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therehas never been any school of economists who believed in atrickledown theory. No such theory can be found in even the mostvoluminousand learned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It is astrawman.
This straw man is not confi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ofIndia’s change from a government-dominated economy to morefreemarket activity in the 1990s accused those behind this changeofhing “blind faith in the ‘trickle-down’ theory ofdistributing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rowth among differentsocio-economicgroups in the country.” But free-market economics isnot about“distributing” anything to anybody. It is about lettingpeople earnwhatever they can from voluntary transactions withotherpeople.
Those who imagine that profits first benefit business owners —andthat benefits only belatedly trickle down to workers — hethesequence completely backward. When an investment is made,whetherto build a railroad or to open a new restaurant, thefirstmoney is spent hiring people to do the work.Without that, nothinghappens.
Money goes out first to pay expenses first and then comesback asprofits later — if at all. The high rate of failureof newbusinesses makes painfully clear that there is nothinginevitableabout the money coming back.
Even with succesul businesses, years can elapse betweentheinitial investment and the return of earnings. From the timewhenan oil company begins spending money to explore for petroleumtothe time when the first gasoline resulting from thatexplorationcomes out of a pump at a filling station, a decade mayhe passed.In the meantime, all sorts of employees he been paid—geologists, engineers, refinery workers, truck drivers.
Nor is the oil industry unique. No one who begins publishinganewspaper expects to break even — much less make a profit —duringthe first year or two. But reporters and other members ofthenewspaper staff expect to be paid every payday, even whilethepaper shows only red ink on the bottom line.
In short, the sequence of payments is directly the opposite ofwhatis assumed by those who talk about a “trickle-down” theory. Aorcapital gains, some countries don’t tax capital gains at all.Theytax a business’ earnings, but not capital gains, which areharder todefine and sometimes illusory.
The real effect of a reduction in the capital gains tax rate isthatit opens the prospect — only the prospect — of greater futurenetprofits. But that is enough t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makingcurrentinvestments. Reductions in the capital gains tax rate tendto drawmoney out of tax shelters like municipal bonds and intocreatingjobs and productive capacity. That’s the point!
As with all taxes, a distinction must be made between tax ratesandtax revenues. Tax revenues went up while tax rates went downin the1980s. Similarly in the 1960s and the 1920s. That isbecause incomesrose more than tax rates fell. But still it will beclaimed that wecannot “afford” to cut tax rates because it wouldcreate deficits.Spending creates deficits — and it isbig spenders who fight hardestagainst cutting tax rates.
It is not faith bu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is overwhelming ontheactual track record of tax cuts and free markets. By the 1980s,thismounting evidence convinced even left-wing governments invariousparts of the world to cut back government operations andsell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to private industry. Faith hadnothingto do with it.
In India, in the decade since the 1991 economic reforms whichwerecondemned as “blind faith,”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ratehassoared.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e real blind faith —ingovernment planning — had cost the erage Indian hundredsofdollars a year in income during the decades when socialistdogmaruled. In a poor country like India, this was income theycould notafford to miss. Even in a prosperous country like theUnitedStates, there is no need to forego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sakeof a political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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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S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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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当今社会主要不公之剖析 作者:明白人 来源:新竹旧竹博客 宁灵《博客日报网》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是公平的保障。也就是说公平的机制能带来增效的成果,而效率的提高又会加重“蛋糕”的份量,为公平分配物资基础的保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二者的关联,能为我们在新时期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社会分配中何时优先效率、什么时候又需突显公平,是依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定。离开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物资基础条件来谈二者,抽象定论孰轻孰重不是科学态度,也没有实际意义。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广大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挫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将效率放在突显的位置。当我国进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国梦”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不少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诱发了腐败滋生的土壤,特别是有些因素已导致有损于大多数民众的人格尊严。此时,公平不但要摆在优先突出的位置,还须视作促进生产力发展、保持社会繁荣稳定、创建和谐社会的“定海神针”,不能有半点含糊与懈待。
当今社会的不公,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产生人与人间的对立,还是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必须高度重视和强力疏导,否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现剖析以下社会上主要存在的一些不公现象:
一、住房不公:随着多年来房价一轮轮飚涨,使其早已远远超出国人购房的经济能力及心理承受范围。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人群日益扩大,孕育了千千万万的“房奴”,成长着一批批“蚁族”队伍,住房难已上升至今日社会影响人群最大,涉及人数最多,激起民怨最深的全民族的热点问题。它起因于上世纪末住房体制改革,因新体制的暇次,加上后来工作中的失误以及纠错机制缺失使其成为了今日民生的第一大难题。
住房不公带来的主要危害有五方面:一是产生了巨大的贫富两级分化;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三是引发群体性事端的重大诱因;四是危及到人的基本居住生存权的保障;五是破坏人们的创新精神。下面我们逐一分析其危害。
首先是产生了巨大的两级分化;我国公民的财产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对于国人来说,有钱后第一选择的置业就是购房,所以房产便是构成国民财富中很重要的资产,往往房产拥有的数量在很大方面体现了财富聚集的多少。在当今高房价的催生下,致使很大一批人群“头无片瓦,脚无寸土”,而少数不法官僚和权贵及“房叔”“房姐”们占据了几十套至上百套的房产,形成了房市中奇高的“尼基”系数,造成了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其二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房地产市场滋生的腐败有两个层面,一为对“公”层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收获了巨额的资产,很多地方并没有按增收比例用于民生领域,特别是没有很好地用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而是体现在为自己修建“楼堂馆所”大行奢靡之风,消耗在了大量的“三公”经费上。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黑箱”操作,为权力官员腐败了便利条件。二在隐“私”层面:我国奇形的房市为权钱交易搭建了“美仑美奂”的舞台,为官商“联姻”了绝佳的配对。在房市的“围城”里,从高官到办事员生成了不少巨贪,“培育”了行业中最多的超级富豪,表演着眼花僚乱的经适房、保障房变商品房的顶尖“魔术”,演义着精彩“真假悟空”的神灵变身之术。其三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极端事件:因官商利益连体,受伤害的必定是百姓。因大量的农用地和拆迁地征用补偿的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上访、静坐、斗殴、自焚等极端事件始起彼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社会的不安。其四是危及到大多数人群的住宿基本生存保障:“居者有其屋”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因目前的高房价和“富人囤房,穷人无房”极不合理的持房结构,加上政府的公租房又严重缺位,造成了大量的人群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过着很不安定的生活,构成危及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其五是破坏了人们的创新精神:由一个占大比例的“房奴”和“蚁族”组成的就业人口队伍,不少人成天花大量时间去思考“房贷”和“还贷”的问题,背负着我明天住在哪里的压力,哪有更多精力去考虑工作呢?创新精神又从何而来?
住房不公产生的根源有二:一是机制弊端;是“土地财政”规则使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边是土地转让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其深陷房市的利益瓜葛中,另外又要肩负公平公正调控房价的重任。这利益对峙的“双面角色”都得由地方政府来扮演,就是神仙也演不好这“双面角色”,利益的驱驶使地方政府很难做到不踢“假球”、不吹“黑哨”。二是贫富差距和腐败;腐败和贫富差距是一对“孪生兄弟”,贫富差距易滋生腐败,腐败又催生着更大的贫富差距,彼此往返恶性循环。造成的结果是: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是“围城”内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家”底“倾其所有”的“房奴”是圈外的广大老百姓。
二、社保“双轨制”的不公:所谓社保“双轨制”是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共同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政机关事业单位实施的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型”的养老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社保体制使得我国养老金标准存在天壤之别。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现阶段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是200元,最高10000元,上下限最高相差近50倍,“双轨制”是造成其差距的重要原因。“双轨制”有三大危害:一是涉嫌“违宪”;《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明确规定公民之间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权,更不能超越法律行权。而“双轨制”明显将公民划归为企业和事业不同等级,将官员们归类至“贵族”阶层,把占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企业员工降为了“二等公民”,有损于大多数人的人格尊严。并在没有经过“人大”立法的情况下就予以实施,已有滥用权力和行使特权之嫌。二是造成国民财富二次分配极大的不公;我国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全民的税收,而最大税源来自企业,企业员工又是创造最大税源的主力军,谁也不能在人民没授权情况下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收入为己谋利。三是对“官本位”体制的利益“固化”;我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有血肉相连的联系。各级政府头上都顶着“人民”二字的“桂冠”,全体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人关系,又咋能生出“双轨制”的“私生子”?这一没理论基础支撑,二属“DNA”的变异,三是脱离群众,四是培育权贵。所以,“双轨制”的不公不仅体现在官、民养老金收入的差别上,更表露了制定政策的职能部门高高在上的“官本位”特权思想作祟,也是形成今天“官民对立”、“干群紧张”的重要成因。
三、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收入分配公平是建立在劳动者创造财富价值上的收入相对均衡。收入分配公平的精髓应体现在两个基准面上:一是机会公平;二是机制相对公平;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驱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它能激励人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公平是搭建收入公平的平台:一个蒸蒸日上有希望的社会必须对每一个要求上进的人都要均等的机会,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和能力收获财富是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若是仅靠“拼爹”和“世袭”的不劳而获,这样的社会绝对无任何希望可言。而我们现行的社会,比如一些垄断国企几乎囊括了社会大部分高收入就业岗位,并构筑了“固化层”。还有一些形成了“世袭”的雏型,不依仗权力,只靠自身努力是不可能入内的。这就阻断了有能力无权力想靠努力改变自己命运之人的“梦想”,此“固化层”不破就没有谈收入公平的平台,连机会都不给你,又在哪谈收入公平呢?机制公平是收入公平的保障:所谓机制公平就是建立在公平竟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打破垄断才能实现。比如说垄断行业国企,价格它说了算,来钱太容易。而竟争行业的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挣钱非常之难。你让一家中小民营企业与垄断大国企在极不对等条件下去竟争,不是无稽之谈吗?企业不来钱它拿什么去给员工加工资?既使国家出台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不是画饼充饥。只有打破垄断,让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公平竟争,才能谈得上有真正意义的收入公平。
四、社会资源配置引发的不公:社会资源配置不公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政府投资的社会服务项目分布差别引起的不公。这里最显眼的就是因教育与医疗分布不均引发的不公,矛盾最集中的还是在教育上。在教育方面最大的不公就是地域间的高考录取标准差距和名校的录取差异。比如说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城市高考录取标准就明显低于其它地区和城市,名校所在地的考生上名校的机会就大大高于外地考生,特别是北京考生上北大、清华的标准要低于不少外地考生,正是这种不公才引发了全国“异地高考”的风波。究其不公根源为:绝大多数名校都是靠国家财政的投入,也就是说他们是用全国纳税人的钱来办学的,并不能将其划归于当地所属名校,他们实质内涵是全国人民的名校。因而进校的标准要一视同仁,不能搞地域岐视,特别是对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清华等高校来说就更不能搞地域岐视了。像美国的哈弗、麻省等世界顶尖大学对世界各国(包含本国)的考生都是一个标准,美国入学还要实行平权法,即按照种族比例招收。大学招生也要根据平权法招收一定比例的黑人,不能因为黑人成绩比其他族裔差就不招或少招。这就是中美间教育公平存在的最大差距,也是我们软实力技不如人的“七寸”穴位,要赶超任重道远啊。
五、不同所有制企业遭受国民待遇的不公:这里主要指国企与民企间遭受的国民待遇的不公,它主要体现在因生产资源占有的差距和行政垄断市场以及承载就业人口比例不对等三方面造成的不公。首先是生产资源占有的不公:政府以“国计民生”大网罩住了一些垄断行业国企,将国家的优质公共生产资源(有的是国家战略资源)划归其名下,“两桶油”就是典型代表。并用行业准入许可规定阻止其他企业入内,特别是限制了承载大多数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进入,致使国有垄断企业长期获取资源垄断利益。从融资环境看,国企与民企也存很大区别,不论直接还是间接融资国企都快捷便利。而民营企业间接融资困难重重,直接融资门槛又太高,一些民企上市之难犹如“登月工程”,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成本又远远高于国企,不公的融资环境人为地加重了民企的经营成本。其二是由行政垄断市场造成的不公: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企业)等行业,是行政垄断的代表企业。基本上是不允许外人与外资入内的,他们是政府赋予了行政特许权的。因而行业收费、市场定价都是自己说了算,借用政府行政手段获得了垄断利润。其三是国、民企业间承载的就业人口比例悬殊引发的不公:具不完全统计国有企业占有全国60%以上的公共生产资源,却只承载了百分之十几的就业人口(余下的全由民企承担),同时还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优费政策等,这是典型的“贵族”型企业。如此不对等的企业环境,肯定派生出巨大的企业间国民待遇的不公,这也是造成社会财富“蛋糕”切得极不公平的最重要原因。
六、人与人竟争的机会不公:这里主要指各行业“潜规则”盛行带来的人与人竟争的机会不公。当今的社会“潜规则”太多,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政府有“潜规则”;演艺圈有“潜规则”;学术界有“潜规则”;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有“潜规则”;一个人的成长史无处不见“潜规则”伴随着形影不离。例如:上小学拼户口;上中学拼关系;上大学拼地域;找工作拼父母;职场里拼资历;发财拼特权等;各行业中的“潜规则”大有取代明规则之势遍及方方面面,如:演艺圈新星出名不靠演技靠关系,因而美女们难摆脱“易”的纠缠;学术界后人上台阶也得过“钱、色”关;企业、特别的高收入岗位云集的垄断国企“潜规则”就更多了:入门仗权势,工程靠外包;用工是代理;升迁凭关系等;我们常说进政府公务员序列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非常惨烈,还有如同“萝卜招聘”等猫腻,但好怠还有公务员统考,面试等一些明规则可循。然而在一些垄断国企门槛中的“雾霾”就太浓,能见度极低,想成为其正式员工,靠实力、凭能力、无权力门都找不着。“潜规则”带来的是:人与人竟争不再靠能力,获取财富靠的是“世袭”和权力。真所谓“知识改变不了命运,学识抵不过出身”。如不改观会耗尽有志青年的理想与志向,遏杀民族的创新能力,整个社会将走向沉沦。
七、不同人群话语权的不公:这里主要指的是权贵阶层群体与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的不公,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公共媒体表达诉求的机会不公;我们很多公共媒体因利益关系嫌贫爱富,如富人们能为其广告、赞助等,有的为利甚至丧失了公允性。因此,喜欢为名人、富人锦上添花,不愿为穷人雪中送碳,成了一些公共媒体的通病。因此,弱势群体的声音很难通过相关媒体表达。二是司法诉求获胜的机会不公;凡稍有点争议的诉讼案,大多数都是富人胜诉。这里最能彰显是金钱的魅力,财富的魔力。三是各级“两会”代表和委员按群体人口比例分布不公,造成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代表、委员比例远低于强势群体。因而他们的议案难有份量,发出的声音也容易淹没,提出的诉求很难响应。
八、贫富阶层之间岐视引发的不公:我国的贫富间岐视严重,许多人嫌贫爱富,如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笑贫不笑娼”就是例证。最大的岐视就是城乡间的岐视,不少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因而造成了农民和农民工在城市里的不公正待遇,无形中引发了城乡对立。还有我国的户籍制度虽在历史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今天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了,它事实上造成了城乡及大城市与小城市居民之间的岐视源头,也带来了教育、医疗、就业、事故及失地补偿等一系列的不公。另外一些发了横财的富人们良心泯灭,不把穷人当人看,他们宁肯在澳门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挥金如土,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资,不想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支持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等,这都是因岐视引发的贫富对峙造成的关系紧张之根源。
以上存在的种种社会不公现象,是多种突发事件的诱因,也是食品安全等问题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更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敌,和政府有责任修补和疏导人群间的关系,更要在深化改革中根除体制上的弊端,从源头上清淤疏渠,在制度上防微杜渐,还社会以公平正义,给人民以美好希望。同时,我们人人都责任从自己做起,改掉自身的不良习气,不能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之。朝前看“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只有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才能凝聚全民族的向心力,在“个人梦”“民族梦”“国家梦”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最终才能托起海纳百川的“中国梦”。
志同道合的同志们:“梦”想还未成真,同志仍须努力。
附录七: 依靠内需救中国的真相 2016-03-29 三井政经塾 内需是什么?
内需就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的多少取决于人口多少和收入水平。中国比美国多了10多亿人口,人均收入已跨入了所谓“中等国家收入”水平行列,为什么内需还连年不足?中国人的消费能力都哪去了?
看完了以下两个实例,你就会找到答案。
第一个例子:假设在新疆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金矿,当地政府从广东招商来一个投资者,建了一个矿场。矿主雇了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收入1000万。矿主把收入中的50%作为工资发给工人,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这些工人从工资中每年拿一万租房子,剩下四万用作消费,娶老婆,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当地的住房就会出现需求的增加。于是,矿主就投资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还要吃要喝,所以他又投资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新的工人,这样工人的妻子就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因为人口增加,就业增加,本地的消费需求就变的更大了。如此下去,几年后,这个地方就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需求,于是就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唱歌,于是当地就有了咖啡厅、歌厅、电影院、商店等。这样,50年过去后,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第二个例子:同样假设在新疆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座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收入1000万。但是现在矿主只把收入中的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工人得到这些钱只够他们填饱肚子,没有剩余的钱租房子,没有剩余的钱谈恋爱和娶老婆,只能挤在工厂的窝棚里。矿主虽然一年赚了900万,但本地都是穷人,没什么消费能力和商业生意需求,生活条件也很差,他就只能把赚得的钱投到其它地方去。于是,矿主用一部分钱在北京买了房子,用一部分钱在沿海地区放高利贷,用一部分钱在国外投资移民。在本地,他只买了一个豪华别墅,雇了几个工人当保镖,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当二奶生孩子。当地的工人除了工作养家糊口外,拼命省钱以备看病和养老,此外根本没有剩余能力进行别的消费。这样发展50年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和一些小商业外,依然没有发展起来别的产业。金矿挖完后,矿主带着巨款走了,留给当地只是污染、失业和贫困。
这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拉美国家大多独裁,大资本家垄断国民经济,社会贫穷的同时伴随严重的两极分化。相对来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体制,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相对而言,人均收入的差距并不很大,民富国强。拉美贫穷并不因为自然环境不如美国,而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居民的财富积累缺乏可持续的增长能力,这不是居民没有劳动的创造力,而是劳动和财富分配制度方面出了问题。
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拉美的问题?
在政治上,今天的美国人应该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一个科学的国家管理体制;而在经济上,美国人应该感谢亨利·福特,因为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其实,美国梦的缔造者不是美国总统,而是亨利·福特。在古今中外众多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他用他的T型车缔造了美国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
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汽车厂的工人发高工资,同时还创造了流水线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在福特公司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汽车公司的同时,汽车工人有了钱,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当美国完成西部扩张后,在领土扩张上已没有回旋余地时,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经济增长的金矿,这就是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正是他们带动了巨大的社会内需,支撑起美国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但美国从来就是一个主要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中国有13亿人口,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但却年年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和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不是怪事吗?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正像上面的第二个例子,我们社会的收入增长并没有最大可能地分配给老百姓,而是最大可能地分配给了政府和资本所有者(资本家)。政府投资能带动消费吗?少得可怜。先不说政府投资中有多少重复建设和无效工程,政府投资产生最直接的效果是增加了社会的产品生产供给能力,使得生产能力进一步过剩。为了解决国内就业,国内劳动力成本就必须一压再压,以便取得出口的优势。这些措施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得国内劳动力价格长期停滞不长,老百姓的收入不能提高。
比如,新疆是一个资源大省,堪比中东的很多国家,按道理当地人民应该很富裕。但事实恰恰相反,新疆很穷!可见,一个有资源的地方并不见得能因此发展起来,这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把老百姓的收入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国人还不富裕。我们的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少数人的腰包。中国人本来就不富裕,还要顾及养老、看病、孩子上学等。经济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人,其实也很纠结,挣的钱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看起来不少,但是转不动,都是死钱。少数富人手里的钱很多,堆成山,但他们怎么花?各地买几套房子,但也是只能是几套,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再怎么奢侈,也花不了几个钱。于是,中国富人开始往海外发展,买房买地买企业。
当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小房子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积蓄的时候,当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给政府捐款一样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顿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能指望老百姓不去省吃俭用、不去疯狂存钱、不去为养老发愁吗?能指望银行里那几十万亿的存款转化为巨大需求吗?
中国在做什么?房改、医改、企改、教改、股改,中国的改革正在走向哪里?为什么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中国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让股改制造的巨量“大小非”横遭劫掠。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
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是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附录八:当今中国青年四大阶层分析(梁晓声)
1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  
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
他们的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2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了。人生到了50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3 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
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4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
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
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附录九:孙立平 : 富有的中国不堪社会重负

489.涓滴效应——读书笔记
“最简单的政府感叹的队伍不好带,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这些话老百姓也不信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静悄悄的发生着变化,这就是逼迫中国进行变化的真正的动力。”
北京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目前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正在日趋严重和扩大。该报告称,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据估算,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超出0.4的警戒线,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则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
  看到这些数据,很震惊!越来越富有的中国,为什么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了?有人会说,这个报告样本太小或者数据不权威,但很多人的感受却是如此真实。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报告的数据已经很保守。尤其是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73。基尼系数超过0.4则意味着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警戒线,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14年GDP为635910亿元、2015年经济增速为6.9%左右估算,2015年GDP或将达到68万亿元。而根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5年世界财富报告》,中国家庭财富总值达22.8万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1.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富有了,并一直倡导“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但为什么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呢?
  首先是财富的获得机会不均等。很多人很好奇,报告中占1/3全国财富的1%家庭和人群到底是什么人。不管是官、商、明星或者什么二代,毫无疑问,都算是有特殊优势或者机会获得财富的人。这些人只要动用手中的权力或者关系、甚至公共影响力就可以兑现巨额财富。而绝大多数人都只能依靠劳作挣得一份能够生活的收入。最悲惨的是,有25%的人仅拥有了社会财富的1%。这些人是社会的底层,他们生活在广大农村或者城市的最底层,从事着最辛苦或者卑微的工作,他们即便再努力也不能有体面地收入。在他们的世界里,勤劳致富的原则有点失灵。
  其次是中国的阶层固化,社会人口的层级流动渠道狭窄,甚至渠道越来越少,社会结构不合理。出生在大城市里的人很明显比在边远山区、贫困农村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从农村出来的人,不管是通过高考、参军走出农村的,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人才过剩,在大城市立足越来越难。比如说,大学毕业生的毕业收入在不少地方基本上是2000元左右,这个水平根本就不够在城市的支出,生存都非常艰难。
  而官员或商人的孩子,他们基本上都能靠着父母积累的财富,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差一点的都能在国内上个大学,子承父业或者成为官二代富二代。富二代们生下来就过着衣食无忧、甚至是奢靡的生活。要么就是担任家族企业的管理层、搞所谓的投资,乃至直接登上各种富豪榜。而农民的孩子很多只能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晒太阳,尽管有一小部分能走出农村,也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打转。
  再者,收入和财富分配机制被扭曲,极不合理,财富高度集中。在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事实是,效率是有了,但公平却没有兼顾起来。至少从结果来看,收入和财富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是加剧了。按劳分配为主,但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往往是最低的,或者说在财富分配中占有的是最少的。在国企央企中领导或者员工收入是比较高的,不少高管动辄收入百万,有的甚至近千万。尽管出台了限薪规定,但是在社会中仍是高收入阶层。
  再比如,一些公司一上市立马“鸡犬升天”,领导和员工收入都大涨。更不用说某些领导干部或者公务员,看似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可观。掌握公权力和资源的某些要职人员,权钱交易,动辄捞取千万上亿元的好处费。看看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你就会知道,中国大量的财富去了哪里。一个处级干部一贪就是上亿元,家里现金或金银珠宝成堆。尽管近年来中国出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收入分配机制,但是效果似乎并没有预期那么好。
  最后是收入再次分配上更是不尽合理,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不完善。在某些领域甚至是穷人补贴富人。存款负利率,大量存款人,很多都是普通家庭存款时相当于倒贴钱,而贷款人借着低息的钱去投资,获取的是高额利润回报。而真正能够贷款的都是有门路的企业、投资者或者生意人。对于穷人补贴富人,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都有过论述。在他们看来,很多低价政策导致的是逆向转移支付,就是穷人补贴富人或者老百姓补贴当官的。这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贪腐问题。
  在税收方面,近几年个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GDP增长速度或者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在加重,而工资却没有增加或者增长缓慢。
  在财产税和遗产税方面中国立法不完善,中国的财富在代际传承成本小,不用交税,而社会传承的比例还很小。不像发达国家,通过征收高额的财产或遗产税,使社会财富更多在社会传承,用于提升公共福利或者平等的机会。中国尽管出了很多亿万富豪,但是真正愿意将财富捐献给社会的微乎其微。不像巴菲特、比尔盖茨或者扎克伯格等这些西方富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会乐于将90%以上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回报给社会。
  尽管社会保障越来越覆盖到农村,但保障的程度和水平还比较有限。而最新政策是工薪阶层的医保缴费比例将有所增加。在救济上也还很缺乏。比如说,一个家庭在经历大的变故或者大病之后,几乎就是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乃至欠下一屁股债的结局。在医疗福利上,高收入人群享有更多的医疗补贴,医疗补贴不成比例的补贴给了富裕人群而不是穷人。
  社会不平等从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古人的教训。当然也有人说,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但这不是不面对问题的理由。我们看到,政府在做着各种努力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消灭贫困。但我们不得不正视和面对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和加剧的现实,越来越富有的中国已经愈发不堪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重负。
  目前来看,要实现2020年居民收入翻番、消灭贫困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任务非常艰巨,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必须下大力气调整收入分配机制,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否则,将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乃至引发社会动荡的危机。http://mt.sohu.com/20160115/n434601731.shtml
附录十:中国的钱到哪里去了? 蔡慎坤
藏富于民是历朝历代老百姓的理想,可是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在一个财富都带着原罪的国家,藏富的结果往往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60多年前的地产资本家因为藏富,能活下来就算最大的幸运,当今许多贪官只要一抄家,就是成吨成车的现金财宝。只有熟稔世事的聪明人才会未雨绸缪,不声不响把巨额财富转移到境外,特别是转移到哪些保护私有财产尊重人权的国家。
世界银行早就估计,从发展中国家非法流出的资金大约有60%的是属于商业逃税。其他情况还包括,腐败官员利用避税天堂,掩盖他们通过贿赂和非法活动获得的钱财。而国内频频曝光的大案要案也告诉我们,权贵们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资金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无论大官小官大富小富都在纷纷向境外非法转移资金,他们在拚命掏空中国的同时,也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留给了千千万万无奈又无助的老百姓。
近日世界媒体都在热议一份什么神秘文件,好象涉及到多国政要转移数额惊人的财产,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然是榜上有名,俄罗斯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只有总统发言人表示:“文件中有关普京总统的消息只是传闻,这些传闻意图对普京大选不利。”话音未落,《卫报》放出了这位总统发言人和妻子洗钱的证据。
这些文件如同一枚枚威力无比的,让许多国家如临大敌!比如消息传至冰岛,冰岛总理理府就立即被愤怒的民众所包围,文件披露了冰岛总理和妻子共同持有一家离岸公司参与洗钱转移资产,一直自诩上任以后干得不错“从未考虑辞职”的冰岛总理,最终在周二被迫宣布辞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将文件形容为“捕风捉影的东西”,并重复强调“不做评论”。中国最好的武器是百度,让你搜不到任何有关消息,无所不知的《环球时报》一口咬定:那些文件要么是偷的要么是编的,环球评论的标题就是“偷和编文件的绝非等闲之辈”,胡编认为那些文件主要是为了黑普京,胡编可不敢说1150万份文件涉及到世界上百个显赫政要。
好了,不说那些与我们无关的文件,只说说中国的钱到哪里去了。有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0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下降到50%,而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7%。同一时期,美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韩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
财经专家质疑中国GDP几乎一半不知去向。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1年的15%降低到2005年的11%;而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是一块基本完整的蛋糕。比如美国,2015年美国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2万亿美元,占当年GDP数字16.2万亿美元的65%左右;而美国联邦税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大约是35%左右。
中国的GDP数字非常奇特,政府财政收入和全民收入相加,构不成一块完整的蛋糕。缺失的部分哪里去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人均5.2万元(约8500美元)。
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52217亿元,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32547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按常住地分,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
尽管无法准确测算国民收入总额,但GDP总量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总收入是不争的事实,其中至少十万亿财富不知去向,财政收入、老百姓收入和GDP总数之间,数字不匹配和不对称,要么是GDP数字造假,要么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吞噬了,要么是被权贵们肆意挥霍了。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投资中,过去十年,至少有10万亿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流入到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境内外的私囊之中。
而所谓的灰色收入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观察灰色收入,王小鲁前几年的报告披露: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2013年9月,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晓茹,根据一项覆盖很广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初步推算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分析发现灰色收入正向中高收入阶层蔓延,说明腐败对于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中国社会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严重问题。
这种趋势说明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的收入在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口袋,其主要部分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通过正常途径取得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而往往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其他类型寻租的结果。这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混乱,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这个统计结果也说明中国的灰色收入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之大,已到了惊人的地步。有学者估计甚至超过GDP的20%以上。灰色收入比重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本身不公平不透明,还有一个原因是税务部门管征收失常,对巨额灰色收入放任不管,而对工薪阶层却分毫不让,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已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未来中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对于普通人来说,个人所得税法已成为真正的工资税和薪金税,税负痛苦指数是越来越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富人的所得税、遗产税几乎占到税收总额的半壁江山甚至更高,中国却是空白。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严重的阶层断裂和贫富悬殊,所有的游戏规则被利益集团所把持,一旦利益利团主导公共政策、控制经济资源配置,权贵资本就会大行其道,公众利益就得不到任何保护。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矛盾困难很多,但再困难也不会比1935年的美国困难。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接手千疮百孔的“危机国家”,他在艰难岁月里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强调经济越困难越要加强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这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因此被后人所铭记。
罗斯福认为,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精髓的竞争,既能产生胜利者,也会产生失败者。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对失败者保护,失败者将会起来摧毁美国繁荣的经济体系。
罗斯福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走出危机的首选路径,美国政府以此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安全网,“必须牢记,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秩序和稳定性”。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包括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涌入美国,其中包括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美国因此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思想界领导者,为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藏富于民方面大可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尽快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改革制度上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也到了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取决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暴富,并把大批财富转移到境外,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处境艰难,中国社会就会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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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第1篇与 贸易摩擦对美国人产生“涓滴效应”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 贸易摩擦对美国人产生“涓滴效应”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吴乐珺

美国媒体分析称,美国公司和美国普通消费者将是贸易战最大的 " 受害者 "。根据美国贸易政策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中国商品征税清单,第一批清单涉及从锅炉、车床到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 818 个类别、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也让包括美国豆农等在内的老百姓利益受损。

罗伯 · 沙弗尔是伊利诺伊州埃尔帕索沙弗尔农场的第四代农场主,他和他兄弟一起以种植大豆、玉米和饲养安格斯牛为主。罗伯同时还是全美大豆协会董事会成员。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大豆是按列种植的,在美国种植的每 3 列大豆就有 1 列要运往中国。他每年 4 次前往华盛顿参加全美大豆协会的会议," 当 47 位董事坐在一起,不光是我担忧,其他 46 位董事都很担忧。艾奥瓦、印第安纳、俄亥俄等等,这些州的大豆行业和我们一样担忧 "。

伊利诺伊大豆协会 CEO 克雷格 · 雷塔杰基克表示," 贸易摩擦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扣响了扳机,就会有一系列影响,经济整体都会遭受打击 "。虽然现在贸易摩擦涉及的金额在两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但是贸易战会产生 " 涓滴效应 ",其整体影响将比表面上的数字大得多。政府税收可能会因此减少,对学校、医疗机构的支持将减少。

不仅如此,美国此举还将逼迫部分美国企业将生产线迁出美国。继美国知名摩托车制造商哈雷宣布将把销往欧洲的摩托车生产转移到海外,美国最大的铁钉制造商中洲铁钉公司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不能免除钢铁关税,公司或许不得不停工或迁往墨西哥。此外,有着 50 多年历史的乐器公司穆格音乐也对外宣称正在考虑 " 逃离 " 美国。该公司员工和客户在给州议员的联名信中写道,穆格音乐一直努力在国内和国际采购的零部件之间保持平衡,尽可能地从美国供应商购买电路板,虽然其价格要比在海外生产的电路板高出 30%。但无论他们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外购买电路板,大部分原始部件仍来自中国。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从价格角度,最有可能惊动美国消费者的是电脑和沙发。购买新电脑或沙发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大笔开支,10% 的关税可能迫使许多消费者寻找更便宜的品牌或推迟购买。商店似乎不太可能通过降低利润来吸收进口税。但美国消费者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付钱给他们。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 日报道,波音最新预计,未来 20 年全球新增商用飞机需求为 4.3 万架,价值近 7 万亿美元,高于去年预计的 4.1 万架,这其中 7200 架将运往中国。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波音公司正积极在幕后活动,以避免美中激烈的贸易战升级,因为其担心自己作为美国最大出口企业面临风险。

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布鲁金斯高级研究员艾斯瓦尔 · 普瑞萨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导致两国之间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扩张戛然而止,同时也会扰乱两国企业赖以生存的复杂全球供应链。随着出口市场的关闭,中间投入变得更加昂贵,供应链被破坏,美国许多经济领域面临着直接和痛苦的后果。越来越明显的是,特朗普激进的贸易措施非但没有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反而激起贸易伙伴的报复,最终伤害他原本声称想帮助的工人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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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革笑谈:祝县革委会主任身体勉强健康

    我们找到第156篇与文革笑谈:祝县革委会主任身体勉强健康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文革笑谈:祝县革委会主任身体勉强健康

    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在高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周恩来曾让纪登奎(文革中后期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

    但人家李再含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席间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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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致的利己主义

    我们找到第3篇与精致的利己主义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



    英文中有个短语exquisite egoists,这相当于北大教授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的定义包括多方面,我在这里不全涉及,

    两年多前的2016年7月6日,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曾经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有一篇著名的演讲辞。俞可平向356名毕业生表示,不管毕业后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和人生,有一点都将毫无例外,这就是,都是一名中国公民。……公民不同于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和集体概念,公民则是一个法律概念和个体概念。公民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细胞,是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人民的主体地位,只有通过一个个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得以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只有通过具体的公民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公民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公民最大的权利,就是参与国家的公共管理;公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俞可平表示,青年政治学者应当承担三个方面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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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幸福感城市排名

    我们找到第4054篇与中国幸福感城市排名有关的信息,分别包括: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中国幸福感城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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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中国大城市排名

    中国最热的地方在哪呢?中国十大最热的城市排名,看看你的家乡上榜了吗?

    第十名,长沙

    中国人都知道武汉是 " 火炉 ",却不知道武汉的邻居长沙也同样有资格得到 " 火炉 " 的美誉,长沙人每年都会有那么几天享受到 39 ℃以上自然桑拿的感觉。只可惜一直被名气更大的邻居的光环所遮住了,因此她才幸免于难。

    第九名,南昌

    有人南昌是中国第四大火炉,其实他夏天的 " 热情 " 程度一点儿亚于周围的火炉邻居武汉、南京、长沙。

    第八名,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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